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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采访一线

□ 本报评论员

在三秦大地，气温上升快，草木生长旺盛，生意一派繁荣。而企业和农民，同样也不甘落后，积极在“土地创造价值”上展开着激烈的竞夺。从扩大直接融资到加强金融支持，从“土地财政”到“土地房屋信贷”，从“土地政策”到“土地资源”，大抓土地要素改革、土地要素权益保障、土地要素权益市场化配置、土地要素市场化利用、土地要素改革创新，正是各地正着力于推进的。

近年来，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落实“用地指标”向“产业用地”等城市“生产要素”等城市“生产要素”倾斜政策，全面优化国有资源要素配置格局。2021年，浙江制定出台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土地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见》，在沪苏浙皖三省等33个市县，新发放建设用地指标4003公顷，同比增长25.4%;年末，浙江全省建设用地成交价地价价差达0.87万元/亩，比2020年上升10%。

但与土地相关的产业、地价与土地相关的其他要素市场，特别是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和交易价格，仍与土地相关的生产性投入密切相关。

郑文慧认为，2020年浙江高碳项目占新增国土面积的比重高达29%，相较于转型需要的低碳项目占比，全省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较高，且减排效果并不明显。与国际上的其他地方相比，浙江仍存在一些面临转型任务的高碳企业，但并不符合此前要求的“以能遏制增量、控制强度”目标，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
此外，郑文慧认为，由于全国碳市场尚未推出，未来区域碳价存在较大的上涨空间。对于地方来说，碳排放权配额的交易是“短期有用、长期利好”的。碳价上行将促使地方政府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，这将有利于地方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低碳领域。

地方碳市场如何与全国碳市场衔接

郑文慧表示，与全国碳市场相比，地方碳市场的建设、运行和风险防范需要把握好几个度:

首先，全国碳市场的发展是从地方试点起步的，在起步的时候就要统筹好地方的发展水平、生态环境承载能力、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等，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同质化竞争。

其次，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、生态环境承载能力、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、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等因素，还要考虑到不同省份碳市场之间存在差异，需要做好跨区域协调发展。

再次，地方政府在地方碳市场建设中需要结合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和地方自身经济特点，综合考虑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要素市场、碳排放管理要求等因素，以及各地方自身履约情况，因地制宜进行碳市场建设。

第四，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顶层设计需与地方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结合起来，从而不断提高地方的碳排放管理能力。

一是统筹好地方本身的履约机制和全国碳市场的建设任务。各地碳市场建设实际上是一种市场机制，政府层面需要制定具体的履约激励政策，明确履约主体、要求、手段等，做好顶层设计。

二是统筹好不同区域碳市场的履约激励机制与碳市场之间的关系。根据地方实际情况，地方碳市场建设应结合碳排放权交易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、绿色金融等具体方式，建立“一价、一量”碳价制度，提高地方的绿色低碳发展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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